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大约有2.2万名志愿军官兵被俘虏，战俘的去向成为停战谈判中双方争论的焦点。这项议题从1951年12月11日争论到1953年6月8日，才勉强达成一致，耗时17个月又27天，这也是战争拖延了3年才结束的主要原因。
谈判结果是：6000多人返回大陆，1.4万余人去了对岸，700多人去了中立第三国。这也成了以后美国攻击、丑化大陆的主要依据。中国最后为何会在战俘问题上妥协？为何有这么多人放弃家庭团聚的机会，去到异乡？他们在战俘营内到底经历了什么？今天这篇文章就来讲一下志愿军战俘的问题。
志愿军有2.2万余人被俘，但控制的美籍战俘只有4000余名，为何会出现如此大的差距？要承认的一点是，美军的综合实力确实比志愿军强，尤其是武器装备和后勤供应能力。由于火力不足，志愿军副司令邓华根据几次作战经验总结，需要4倍以上兵力才有把握歼灭美军。参战兵力越多，被俘的概率也就更大。
展开剩余87%此外，美军都是机械化部队，而志愿军全靠两条腿。追击的时候追不上，撤退的时候跑不掉。
比如在第二次战役中，东线美军陆战第1师被围，他们不慌不忙地修了个小型机场运送补给，还空投了预制钢桥接通退路。志愿军缺粮缺弹，连颗土豆都吃不上，最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敌人逃走。而西乡战场，美军第2师被围后，扔掉武器，在空军掩护下逃走了。如果这两次战役合围成功，抗美援朝战争历史很可能改写。
志愿军战俘大多来自第四次和第五次战役的撤退阶段，占到战俘总数的80%，仅180师就有3000余人被俘。这其中既有指挥上的失误，更多的还是双方实力的悬殊。经过一段时间的战斗，志愿军弹药和粮食都消耗殆尽，非常疲惫，在准备转移之际，美军利用机械化优势向我后方穿插，导致一些部队撤不回来。
在关于战俘问题的谈判中，中国的态度是十分坚决的，那就是要求遣返全部战俘，这是根据《日内瓦国际公约》相关精神提出的。美国考虑到战后的美苏对抗以及半岛南北实力平衡等问题，不愿意遣返全部战俘，打着“人道主义”“人权”等幌子提出“对等遣返”。遭到了中朝强烈反对。
老蒋和李承晚的态度基本与美军一致，李承晚不断叫嚣要“单独行动”，破坏停战谈判，给美军施压。而老蒋后期则派出一些特务充当技术人员、翻译，到战俘营内活动。
双方因为战俘问题打打停停。后来美国提出“自愿遣返”，仍然遭到中朝的拒绝。随后美军便祭出武力手段，对朝鲜进行狂轰滥炸，朝鲜面临较大压力。1952年7月11日至12日夜，短短一昼夜的时间，美军的轰炸就让平壤居民伤亡达6000多人。因此金日成认为：
“看不到继续就战俘问题争论有什么合理性，因为这些争论正在导致更大的损失。”
自始至终，苏联对停战谈判的决策有很大的影响力。一开始中朝在谈判问题上出现分歧时，斯大林都是坚定地支持中国，认为必须要打击美国的嚣张气焰。
中国为了能让战俘全部回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最后妥协也是无奈之举。仅仅因为战俘问题，志愿军扛住了敌人发动的秋季攻势，上甘岭战役打得无比悲壮。也主动发起过夏季攻势和金城战役，期间志愿军的损失要远远大于战俘数量。
然而到1953年3月，形势突变，斯大林去世，新上任的苏联领导人调整了外交策略，要求尽快结束朝鲜战争。没有苏联的支援，战争是难以进行下去的，中国只能在谈判桌上妥协。
双方最终确定了自愿遣返原则，并成立一个中立国委员会，不愿遣返的战俘由对方政府进行90天的解释，解释后仍不愿遣返的则转变为平民，由中立国委员会和印度红十字会安置。
当时“联合国军”控制的战俘数量庞大（另有10余万人民军战俘），且对中方解释人员极力阻挠，最终解释工作只进行了10多天，参加解释工作的战俘不到五分之一。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战俘自身原因。据美军统计，在所有的志愿军战俘中，有30%来自原国军部队。去台的1.4万名战俘中，有9234名出身原国军部队。
按照官方发布的《解放战争三年敌我消长对比》，1946年7月，我军与国军对比是120万对430万人；到1949年6月则变为400万对149万。双方每年差不多以70万到100万的数量相互消长，解放军当中存在不少“解放士兵”，也不乏来自黄埔军校的学员。
如此短时间，大规模地吸收敌方兵力，导致思想政治工作不彻底，有的人思想不坚定。也有的人在旧军队中散漫惯了，受不了军中的条条框框，便不愿再回来。
被俘人员文化非常低。据美方统计，全部战俘中高中以下学历占93.6%，其中只接受过3年以下教育的占36.4%，文盲占44.8%。客观看来，文化较低的人更容易被各种宣传引导。在战俘营内，老蒋安排的特务不断对战俘进行所谓的“心战”，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战俘的选择。
美军对战俘营的管理原则总结起来为八个字：威逼利诱，坑蒙拐骗。战俘一进集中营，不仅在吃穿住等各方面待遇极差，而且精神和身体也长期遭到摧残。
美军在巨济岛修建了12个战俘营，也称为12个联队。志愿军被关押在第70、71、72、86联队。其中第72、86联队，由反对回国战俘控制，尤其是第72联队被美军称为“模范战俘联队”。
初期美军对战俘还没有什么具体措施，但进行谈判以后，为给其“自愿遣返”制造依据，便开始以各种手段阻止战俘回国。
为了给战俘洗脑，美军在战俘营内开办了学校，每周3堂课，教员都是来自李、蒋特务，内容无非就是宣传大陆有多么多么不好，去台有何好处。上完课以后，还要强迫战俘们复述内容，讲不出的会遭到殴打。能说出来的，会被当作心得体会拿去登报宣传。外人眼里，谈心得体会的人自然成了叛徒，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这些精神控制时常伴随着威胁，特务们经常宣传，回到大陆会遭到各种迫害，使很多人产生恐惧心理。据战俘回忆，当然战俘营内仍能不时传来祖国的“消息”。他们听说自己的亲人在国内各种运动中遭遇不利，也纷纷选择去台。
为了控制战俘营，美军挑选一些主动投敌的原国军官兵担任管理人员。美军曾在战俘营内抽调了11名原国军军官到东京培训4个月，培训完后有两人分别被任命为第72、86联队联队长，原来所辖的各大、中、小计警备队长也一律由原国军人员担任。
在这些战俘营内还成立了各种组织。据战俘回忆，有的组织还具有警察、法庭等作用。对于不服从特务意愿的人员随意辱骂、殴打，动用各种酷刑。越到后期，这些组织越激进，强迫俘虏们写血书、在他们身上刺反动标语等。
去台老兵赵英奎回忆，起初战俘们都不愿意刺字，有几个态度坚决的先挨了小队长一顿耳光。到了晚上熄灯以后，那几个人被带到营区暗处威胁：“你们究竟是吃软还是吃硬，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如果还不肯刺，则会受到更加残暴的对待。不论是回国还是不回国的战俘，后来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一个叫李大安的人，此人管理手段非常残暴。据战俘营老兵张泽石回忆：
恼羞成怒的李大安一刀插进了林学普的胸口（审核问题略）李大安对所有战俘叫喊着，如果谁再不愿意纹身，就和他的下场一样！
这一时期，战俘营内甚至出现了纹身比赛来表达“忠心”。第72联队的8000人中有6000人刺字，第86联队中的6000人中有2000人刺字。一个叫王福林的人，身上竟然刺了136个字样。
刺字以后，特务们散布假消息，说带有刺青的人回国会被处决。在亚洲文化里，身为战俘本身就非常屈辱，这种刺青像是古时候对待犯人一样，即便回国以后不被审查，他们在熟人面前也都抬不起头来。
这一切都是为了配合美军提出的“自愿遣返”，表面上看似征求了每个人的意见，但实际上战俘承受着很重的心理负担。据去台老兵赵英奎回忆，一天晚上集合点名时，干部宣布：“明天联军就要开始审查拉，你们愿意回大陆的人举手。”
很多不明就里的人举手了，晚上大家都睡觉以后，这些人全被带到黑暗处的空地进行殴打。专门挑脚踝、膝盖、臂关节及头部等知觉敏感部位打，直到失去知觉为止，有的甚至被活活打死。赵英奎认识的一个排长，虽然最终被遣返回国，但他的腿已经被打瘸。
在这种血腥甄别，自然无法体现出战俘们的真实意愿。而且特务势力由于有美军提供的便利，始终在战俘营内占据有利位置，最终导致超过三分之二的战俘选择去对岸。
当然，即便战俘营环境异常恶劣，战士们也没有放弃抵抗。72联队当中有200多名志愿军战俘签名，坚决反对去台，要求回大陆。由于他们英勇斗争，加上当时板门店谈判还在进行，美军不敢公开破坏谈判，只能同意将这些人转移到第71联队。
美军口头上答应放人，实际上却以特务们把守大门。当时72联队中一片混乱，大门打开时全往门口挤，结果大门只开了几分钟就被关闭，只冲出148人。后来第71联队被大家称为“巨济岛的小延安”。
当时人民军也成立了地下领导组织，联络点设在巨济岛战俘医院。为了与其取得联系，配合行动，有的志愿军战士甚至不惜自伤，利用就医机会找其交换情报，双方共同策划了绑架战俘营总管杜德准将的行动。
美军搞完甄别以后，设立了602战俘营，集中关押要求回国的志愿军战俘。按照计划，602营要求与杜德进行谈判，以改善战俘生活待遇。在未得到回应后开始游行示威，接着开始集体绝食。1952年6月4日，杜德来到602营战俘营大门口，与我方代表进行会谈。杜德表示这些小问题很容易解决，随后高兴地走了。
第二天，第76联队也要求见杜德，后来杜德来到76联队，结果因为放松警惕被76联队活捉。此后，中朝战俘以其为人质，要求美国承认虐待战俘行为。在谈判桌上，中朝代表将战俘营内美军签字承认的对中朝战俘的虐待行为进行公布，取得了极大的主动权。
不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战俘营内，志愿军战士都面临着极大的危险，也始终未放弃斗争。他们回国的道路充满艰辛和屈辱，每一个能挺过战俘营回到祖国的战士都是真正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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